明代戏曲批评史上《西厢记》《拜月亭》《琵琶记》地位之争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一是探究论争中诸位戏曲理论家提出的“本色”“当行”论(1)如一峰《当行论──戏曲编剧艺术漫笔》(《民族艺术》，1995年第2期)，从臧懋循的“当行”引出，展开明代诸位戏曲理论家对《西厢记》《拜月亭》《琵琶记》及其他名剧的评价，探究“当行”的戏曲意义；王汉民《“本色论”在明代的两次论争》(《戏剧》，1997年第4期)其第一次论争则是对这场戏曲作品地位论争中何良俊、王世贞等人就“本色”展开的问题进行探究；刘于锋《曲学史上一次戏曲本体特征的论争》(《戏剧文学》，2009年第10期)认为“在论争中，明代曲家在本色观上，认为本色与填塞学问无关，而在雅俗、深浅、浓淡之间”；敬晓庆《明代戏曲本色说考论》(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通过明代的名剧之争与意法之争来论述明代戏曲“本色”论的发展。赵春宁《明代<西厢记>与<琵琶记><拜月亭>的高下之争》(《中华戏曲》，2006年第2期)除了“以本色、当行为标准”之外，还提出“以音律为标准”“以戏为标准”对这场论争进行分析。；二是依托于论争重点研究其中单部剧作的戏曲意义(2)如刘小梅《南戏<拜月亭记>及其历史影响》(《戏曲艺术》，2004年第3期)，着重探讨《拜月亭》在这场戏曲作品地位的论争的独特地位和戏曲风格；冯俊杰《明代士子眼中的<琵琶记>》(《中华戏曲》，2008年第1期)依托于论争中诸位戏曲理论家的观点来重点研究《琵琶记》的戏曲地位。；三是将戏曲作品地位论争与元曲四大家的成员及其对他们评价的论争、汤沈之争等放在一起考量，研究“论争”这一独特的理论批评形态(3)如敬晓庆在其硕论基础上写就博论《明代戏曲理论批评论争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对明代名家之争、行戾之辨、名剧之争、意法之争等做全面地分析；祁志祥《明代的戏曲美学论争》(《艺术百家》，2017年第4期)从戏曲美学视角，从明代诸多论争中总结出“本色论、情趣论、折中论”等三方面。。本文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借用晚明戏曲理论家李卓吾在论争中所提出的“化工”与“画工”说来探究明代戏曲理论的演变。李卓吾《焚书·杂说》谓：“《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夫所谓画工者，以其能夺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无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百卉具在，人见而爱之矣，至觅其工，了不可得，岂其智固不能得之欤！要知造化无工，虽有神圣，亦不能识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谁能得之？由此观之，画工虽巧，已落二义矣。”[1]96这几句话以“化工”与“画工”之高下确立了《西厢记》《拜月亭》高于《琵琶记》的戏曲地位。“化工”之作以《西厢记》《拜月亭》为代表，剧作者以自然为美，推崇真情。“画工”之作以《琵琶记》为代表，剧作者以宣扬伦理道德为创作宗旨，为达到这一目的而“穷巧极工”，导致剧作品感人不深。

一、明正德以前戏曲理论之重教化：“画工”阶段

明正德以前统治者内部矛盾冲突严重，为巩固统治而过度强调封建伦理道德，如朱元璋称：“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2]这一阶段社会思潮为“程朱理学”，它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基本指导思想，把“人欲”与“天理”对立起来。“程朱理学”从客观条件出发，依据外在的条条框框来规范百姓的行为，强制百姓遵守社会准则，故对百姓思想的禁锢十分严重。这一思潮的影响下，戏曲为统治者所利用，成了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工具。明初法律规定，民间演剧不准妆扮“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但“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3]，故戏曲创作内容受到限制。同时，参与戏曲创作的文人也在渐少。明初科举恢复，与元代长期废止科举致使大批文人转而从事杂剧创作的局面相反，明人得以参加科举考试，故不再热衷于戏曲。何良俊《曲论》谓：“祖宗开国，尊崇儒术，士大夫耻留心辞曲，杂剧与旧戏文本皆不传”[4]6。基于以上原因，明初戏曲理论的发展由元代的活跃局面转向沉寂。相较于元代一大批的戏曲理论专著如《录鬼簿》《青楼集》《唱论》《中原音韵》等，明初戏曲理论著作甚少，只有一部《太和正音谱》，其他皆散见于序、跋之中，不成体系。

朱权《太和正音谱》，其名“太和”即是天下太平、政通人和之意，是将戏曲定性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工具，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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