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不仅反映地域文化的历史内涵，并且在地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河南方言的主体是中原官话，中原官话又是中原文化的一个缩影。有明一代，以山西为主外省移民的大量迁入，形成了今天河南省内晋语与中原官话并存的局面。本文以河南方言为例，尝试分析同一行政区划内不同方言区的形成与变化，并从戏曲、民俗两个方面探讨中原官话和晋语对河南文化的影响。

一、河南中原官话的形成与发展

中原官话是汉语北方官话的一个分支。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二版)，中原官话分布范围较广，东起江苏赣榆，西至新疆喀什，纵跨全国12个省区。其中，河南省大部分地区所说方言皆为中原官话，为中原官话的核心区域。

远古先民距今已久，缺少文字记载，其所说语言难以得知。夏、商、周三代是汉族以及汉语共同语逐渐形成的时期。据传夏人的祖先为颛顼，而颛顼是黄帝之孙，夏人应属北方胡狄系。不过经史学考证，夏部落由渭河中下游逐渐东迁至晋南和豫西。因此，夏人的语言中应还融入了西部氐羌语的成分。商人属东南夷越系。从挖出的甲骨文来看，像“祖甲”“父乙”“疾口”等说法，与今南岛语系“名+定”的结构一致。[1]由此可知，商人进入中原后，又为早期的华夏语中加入了南岛语的成分。周朝不仅具有较为完善的文字体系，而且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还出现了最早的汉语通用语“雅言”。《论语·述而第七》有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由于缺乏相关文献，秦朝使用什么语言无从考证。根据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中所陈述的语言事实，西汉的共同语“通语”已经由秦晋方言作为其基础方言了。不过东汉定都雒阳，曹魏和西晋定都洛阳，强化了洛阳方言作为汉语共同语的地位。永嘉之乱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长达三百年，北方汉语方言受到阿尔泰语、乌拉尔语等语族的影响，“声音之变或自此始”。[2]但无论南北，洛阳口音一直被奉为正统。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中曾指出：“自兹厥后，音韵蜂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谕，未知孰是……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隋唐虽定都长安，但洛阳是“东京”或“东都”，地位依旧很高。唐朝的李涪在《刊误·切韵》就有论述：“凡中华音切，莫过东都，盖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洛阳方音的权威地位直到北宋定都开封才有所下降。不过周祖谟也指出，“汴梁去洛未远，车轨交错，冠盖频繁，则其语音必相近”。[3]靖康之耻后，大批北人南渡。南阳人陈鹄在《西塘集耆旧续闻》中提到，“乡音是处不同，唯京都天朝得其正”。由此可见，及至南宋，汴洛方言依旧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方言。

自元朝周德清的《中原音韵》问世，关于此书音系的基础方言就一直争议不休。其中，李新魁、张启焕认为该书的基础方言为洛阳音或汴洛音。杨耐思认为所谓的“中原之音”是指当时北方广大地区通行的共同语。赵遐秋和曾庆瑞、王力、刘勋宁等学者认为周德清记录的方言应为北京音。而邵荣芬、刘淑学则认为《中原音韵》的基本方言为河北音。笔者在上述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中原音韵》的音系特征与洛阳、开封两地的中原官话进行比较，发现《中原音韵》与中原官话在入声归并方面差别较大。《中原音韵》中的清入字派入上声，次浊入字派入去声。中原官话这两类入声字均派入阴平。此外，《中原音韵》的宕江曾梗通五摄的入声字在归并方面皆有所不同，而中原官话则呈现出一种合流的现象。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中原音韵》的基础方言不是中原官话。

虽然中原官话不是《中原音韵》的基础方言，但是也不能就此否认中原官话在当时的影响力。现在学界普遍认为，《中原音韵》仅能代表同时期的说话音，而读书音与之脱节，依旧会保留传统语音的特点。明朝吕坤在《交泰韵》中曾提及，“万历中，余侍玉墀，见对仗奏读，天语传宣，皆中原雅音”。这里的“中原雅音”即河洛之音，因为“谓河洛不南不北，当天地之中，为声气之萃。”[4]可见到了明朝后期，皇宫在正式场合所采用的读音还是汴洛方音。而北京音获得标准音的地位已经是清朝中叶的事了，在这之前，以汴洛为中心的中原官话还保留相当的权威。刘勋宁就直接指出，“中原官话是老官话，北京官话是新官话。”[5]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河南的中原官话除了影响本省大部分地区外，还影响了山东、安徽、江苏和河北部分地区。《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二版)就将山东省的31个县市划为中原官话兖菏片，安徽省阜阳、亳州等12个县市划为中原官话商阜片，安徽省蚌埠、颍上等11个县市划为中原官话片信埠片，江苏省的11个县市和安徽省的淮北、砀山、萧县3地划为中原官话徐淮片，河北省的魏县、大名县划为中原官话郑开片。这些地区与河南省的中原官话一起被放入同一页语言地图中，可见历史上以汴洛为中心的中原官话对周边县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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